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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业务方面，在资管新规发布后，首先要做好投资者的引导和教育，并推进预期收益型产品向业绩基准类、净值型产品转型；其次，资产配置策略也向标准化资产转型，加大在债券等优势领域的投资；再次，是打造资管业务的专业团队和风险、流程的管控体系。同业业务方面，南京银行非标资产未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到期续作；二是基于新增合意贷款规模，盘活存量贷款资产，转向表内信贷；三是非标转标，更多地考虑通过债券、债权融资计划、企业资产证券化、理财直融计划等标准化形式开展业务。

赵萍指出，增加跨境电商综试区数量，将在更大的范围内为跨境电商进出口提供制度便利。作为一种外贸新业态，跨境电商面临税收等方面的问题。一般的贸易出口会实行出口退税，但是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度的特性增加了出口退税的成本。会议提出“无票免税”，提升了退税等政策的便利化程度。

其次，政府部门在出台政策或措施时要对民众的恐慌心理有充分考虑和足够重视，要意识到人们并非完全理性，在做决策时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理性人，而更是一个社会人；在形成方案时，要对方案可能对不同利益共享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有预估，以避免一些“比病毒更可怕的”现象发生。

表1：中国各省份分类型老年人口占比（2015年）。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5年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安部全国2015年分省户籍人口数据。有底纹的单元格表示该单元数值大于全国平均数。红色虚线框表示典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较早的省份，蓝色虚线框表示典型的人口流动省份。

刘晓博持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最优政策组合”和“最大整体效果”的提法非常重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高层坚持不“大水漫灌”，而是“定向印钞”滴灌给实体经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力争保持资产价格稳定，避免刺激楼市，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系列财政、税收、货币、产业等政策，最终达到一个“最优组合”，去追求“最大整体效果”。总之，不走老路，要创出一条新路。

“面向2020年，中国厂商在全球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比如在目前40多个运营商商用的5G网络里，基本上大部分的运营商终端首发序列里都有来自中国厂商的5G终端，这就是5G给中国产业带来的机会。” 孟樸说。至于合作，孟樸表示，高通不做终端产品，只做技术和芯片等产品，所以没有合作伙伴的成功就不会有高通的成功。因此，高通在5G时代的发展也无法独自前行，而是需要上述这些厂商来共同推动。